自中唐迄宋，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着城市市場空間的不斷擴張
宋代以前，官方立市。市須設置於城市之中，唐代即曾明令：“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。”在整個城市格局中，市是面積有限的商業區，以唐代長安城爲例，其郭城之中總共有一百零八坊，而東西兩市則僅合佔四坊之地。市是相對封閉的空間，四周立以垣牆，設門以供出入，啓閉有固定的時間。
自周迄漢，坐賈要住在市內，從北魏開始，坐賈可以於市外居住，但其商品交易活動必須在市中進行。市中的同業店鋪初以列或肆爲單位集聚成同業區域，到唐代時“凡市，每肆立標，題行名”，已發展爲按“行”來集聚的同業區域。市籍制正是以這種“封閉式的集中的市制”國爲依存的。自中唐迄宋，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着城市市場空間的不斷擴張，具體表現爲以下幾個方面。
一、城市市場漸向坊中擴張
唐代兩京及諸州縣郭城之中實行坊市制。簡而言之，坊就是居住之所，市就是買賣之所。旬唐代長安城內的“坊”在空間形態上有兩種，即正方形和長方形，大多四面各有一個出入口。坊內分四個區，爲十字形街道所分隔，並且每個區又爲更狹小的十字形小巷劃分成四個“象限”，這樣每個坊就有十六個小的居住單元。
洛陽與長安的城郭佈局異曲同工。洛陽的城郭以洛水爲南北之分野。北郭西部是宮城、皇城和東城，這裏是天子和中央官署的所在地，其中東城以含嘉門和宣仁門與東部的北郭相通。北郭的中心區域是北市，爲二十八個坊所圍繞，北開徽安門和安喜門，東開上東門。其中位於東南部的時邕坊、東北部的殖業坊、西部的清化坊內多設旅館或酒家。
洛水以南分爲東西兩部，東部以南市爲中心散落着三十九個坊；西部分佈着四十二個坊和一個市，通濟渠自西南向東北橫貫整個城郭，交通便利，因而商業比較發達。
嚴格意義上講，坊內不設店，市內不住家。唐中葉以後，坊內屢屢出現商業活動，各類店鋪不斷開設。洛陽城的坊名多與商人的經營活動相關，如北市東北部的殖業坊、豐財坊，東南部的毓財坊，南市北部的通利坊，西市北部的廣利坊，這種跡象表明商人的經營活動已經向坊間逐步滲透。其時，長安城市場向坊中擴張更加明顯。
以長安城朱雀門街東西諸坊爲例。長安城景風門的崇仁坊內商業活動頻繁，“因是一街輻湊，遂傾兩市，晝夜喧呼，燈火不絕，京中諸坊，莫之與比”。勝業坊內著名的以幸運地得到數鬥金而驟富的鄒駱駝，“先貧，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。”靖恭坊有賣氈曲者，宜陽坊裏有彩繳鋪，興化坊中有以販緡爲業者，延壽坊裏還有經營金銀珠寶、玉石者。
但在長安城諸坊中，自開元以後，坊中出現最多的則是旅店、飲食店鋪。此外，東西兩市相鄰的坊中，如西市的懷德坊、崇化坊、興化坊等，東市的親仁坊、崇仁坊、安邑坊等，不僅是商賈囤聚財貨之所，而且成爲本地行商和外來客商的居住之地。
另者，廟會是坊中重要的人羣集聚地，在廟會舉辦期間，商業經營活動活躍，必須在市內進行的交易行爲轉變空間，開始在坊內開展，這亦是商業行爲衝破市制限制的表現。更有甚者，坊中的寺院也有存儲物資的邸店。唐武宗曾經下詔：“又京城諸市，亦不盡有產業，就中即有富寺。今既疏理僧尼，兼停修造，所入厚利，恐皆枉破。委功德使檢責富寺邸店多處，除計料供常住處，剩者便勒貨賣，不得廣佔求利，侵奪疲人，所去不均之患，冀合裒之義。”
二、城市市場漸向“街”擴張
唐代政府多次頒佈禁止破壞坊牆的行爲，並且曾經下達修繕破損的坊牆的條令，入宋，東京曾一度恢復街鼓制度，並且加大了對侵街行爲的處罰，全權交由右侍禁閣門祗侯謝德權區處。他認真對街巷進行度量，登記在冊，並表木爲制，嚴禁侵佔街巷。然而，此時的侵街已與唐代破壞坊牆、佔地建宅大不相同，而是沿街居民，更多的是商人建造邸店，擴大商業經營場所的行爲。
官僚因爲處理侵街行爲損害了自己的邸店，以致釆取訴訟手段，然而，大規模侵街行爲之所以發生在宋代時期，是因爲商品經濟獲得快速發展，而城市的規劃卻滯後的結果，其解決方法只能是對城市進行科學規劃，有效管理，充分發揮其經濟社會功能，而非採用單一的限制打壓措施。因此，這種逆勢而動的行爲最終必然無果而終。
而在唐代的城郭之中，“街”只是各坊間的通道，每個坊內中的通道爲“曲這些“街”和“曲”的功能單一，只具有道路交通之便利，並無明顯的經濟功能，這是因爲主要的經濟行爲必須在“市”中進行。
及至宋代，坊中的通道改稱爲“巷”，僅有少數仍然沿用舊稱。而“街”不再是各坊間的通道。這些變化絕不僅是名稱的變化，而是城市規劃、管理、佈局、功能和觀念的綜合變化。巷不再是坊內的通道，而是與街道相連，爲兩側的邸店和民居所塑造，併成爲後者發展的載體。
東京著名的巷有界身巷、麥秸巷等；同樣的，街也是兩側邸店和民居的通道，比巷承擔着更多的經濟社會功能。東京著名的街有四大御街、宣德門前大街等。這樣，東西向的街與南北向的巷，以及南北向的街與東西向的巷相互交織，形成一個龐大的交通網絡。宋代繁榮、發達的城市商品經濟就是依託這些街巷而得以發展。
自中唐始，諸坊市街曲“侵街打牆，接檐造舍”、臨街設店、向街開門等現象屢禁不止。再到宋代政府用徵收“侵街錢”的方法來懲罰遏制店鋪屋舍侵街的行爲，表明了“街”逐漸成爲城市之中商業活動的重要場所。
三、城市市場空間向城垣以外延伸
中唐以降，不少州縣因城內人口增長的壓力，或是因地處衝要、交通發達，城市市場空間向城垣以外延伸，突破“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”的限制。唐代開元以後，長安城城郭外已出現了不少店鋪，城垣外的商業繁榮大多憑藉城市龐大人口帶來的驚人的消費能力，以及近城的便利交通設施，因此，必然與城市的經濟活動息息相關。
東京每日所需的大量日用消費品，如面、肉、米以及蔬菜都由城外的大批發商供應，“每日至晚，每羣萬數，止十數人驅逐，無有亂行者。”這就是生豬批發 商的傭工清早驅逐生豬經過南薰門趕早市的盛景。南宋臨安同樣在城外設置廂坊，“本府城內雖有兵官七員分廂管事，而兵官多昧文法，徇私容情，乞照城外，亦置左右廂官兩員，以京朝官親民資序人充。”
“城南渾水閘有團招客旅，養魚集聚於此，城內外鰲鋪不下一二百餘家，皆就此上行。”“城內外諸鋪戶，每戶專任行頭於米市做價，徑發米到各鋪出衆。”城市市場空間越過城垣向四周發展，從而形成了大都市的衛星市鎮，其中一部分的繁華景象與市內已無二致，並且發展空間巨大，“百里之內，並無閒地”。
城外相對廣闊的空間爲稠密、擁擠的城內提供充足的消費物資，而城內則爲城外提供消費市場和生產資料，形成了“城郭、鄉村之民交相生養”的相對良性互動。
其時，從都城城門名稱的變化也可以看出城市市場向城垣外發展的趨勢，如東京外城西面的金水河水門變爲咸豐門，新鄭門爲順天門，汴河西水門爲大通門；東面的廣濟河西水門變爲善利門，汴河東水門爲通津門；北面的廣濟河門變爲永順門，陳橋門爲永泰門；南面的蔡河下水門變爲廣利門等。
這些城門名稱的利商和世俗的變遷表明城垣外商業的勃興。具體來說，唐代長安城城垣外商業點主要分佈於春明門外、延興門外、青口門外、通化門外和金廣門外等，重點經營鬻餅餛燉、酒店、旅館和長店（車的修理、製造、販賣）。
伴隨着城市市場空間的不斷擴張，“封閉式的集中的”市制日漸走向崩壞。至宋代前期，城市古典市制最終瓦解，其表現爲傳統坊市格局消亡，店鋪的開設遍及街市坊巷，夜市出現，從早到晚都有店鋪開門營業，市署取消，而以古典市制爲依存的市籍制也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。